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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古稱興化軍、興化路、興化府，雅稱“莆陽”“興安”。興化府轄莆田、仙游二縣，其歷史底蘊深厚、素有“海濱鄒魯、文獻名邦”之美譽，為福建省歷史文化名城。

莆田很早就跨入文明時代，早在距今5500～3500年之間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莆田先民就在這里勞作、生息。距今3500～2200年，莆田已進入原始社會部落聯盟及其聚落經濟形態發展的高級階段，原始生活形態自瀕海臨溪而棲到筑城犄角相守的歷史跨越，顯現出與福建其他地區文化形成的早期共性點，又具有莆田自身發展的分布規律與區域特色，在福建史前至秦漢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戰國中期（公元前334年前后）至漢初，莆田處于閩越國統治之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閩越國被漢武帝滅亡，兩漢時期的莆田基本上處于無人治理的蠻荒狀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停滯甚至倒退。

三國時期，東吳政權加強對福建的控制。兩晉南北朝時期，大批漢人移民福建，部分進入莆田，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推動莆田地區社會經濟文化初步發展。特別是南朝梁、陳時代鄭氏“開莆來學”，陳光大二年（公元568年）朝廷初置莆田縣，標志著莆田歷史進入新階段。

隋唐五代，特別是唐末五代，隨著大批北方漢人陸續涌入莆田，南北洋平原初步開發，莆田的社會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莆田的文化教育事業應運興起，科舉考試嶄露頭角，重教興學的傳統初步形成，為宋代莆田社會經濟文化的騰飛奠定堅實的基礎。

宋代，莆田經濟文化進入鼎盛時期，取得驕人的成就。一方面，代表著中國先民高度的治水智慧與技術的木蘭陂等大型水利設施被陸續修建，福建歷史上最大規模圍海造田的興化平原也在莆田人民勤勞雙手和不懈努力下基本完成，創造了人間奇跡。宋代，莆田既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通道與必經之路，也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物產區和商品集散地，還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莆田重教尚學的優良傳統基本形成，學堂書院林立，習儒成風，人文蔚起，科舉昌盛，人才薈萃，是福建乃至中國著名的教育中心之一，宋代莆田進士人數雄踞福建省各縣榜首，在全國也名列前茅。特別是擁有獨特的方言、戲曲、宗教信仰、民俗、人文性格的興化民系和莆仙文化初步形成，為莆田歷史文化打上不可磨滅的華麗印記。

元代，是莆田歷史上災難深重的時代。元初，莆田遭到元兵屠城，三萬多無辜生靈涂炭，文物被破壞殆盡。元末，席卷福建東南沿海的“亦思法杭”兵亂，莆田所受到的戰爭創傷最為嚴重。由于元代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莆田教育停滯，科舉式微，士人隱居山林，文學藝術衰落，社會經濟文化艱難前行。然而，元代莆田歷史仍有值得大書特書之處，元初陳文龍和陳瓚領導的興化軍民前仆后繼的抗元斗爭，為莆田歷史寫下可歌可泣的篇章。陳文龍的“未聞烈士樹降旗”的不朽名句成為莆田人不畏強暴的性格象征。

明代中國政治回歸正常軌道，興化府設立，使莆田最后確立其在八閩中占據其一的位置。這個時期莆田社會經濟穩步發展，無論在農業、手工業、漁業，還是在商業，都大大超過元代，提高到新的水平。特別是明中葉之后，興化商幫崛起對后來的莆田歷史產生重大影響。在文化上，莆田再度走向輝煌，教育體系恢復和發展，科舉再現宋代榮光，文學藝術重振雄風，宗教信仰生機勃勃，“海濱鄒魯、文獻名邦”的稱譽實至名歸。明代中期，莆田人民前仆后繼，展開抗擊倭寇的英勇斗爭，其不屈不撓的精神氣節成為莆田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清軍入閩，自古崇尚民族氣節的莆田人民，前仆后繼抗擊清軍，涌現出眾多的抗清義士，書寫了不屈不撓的抗清歷史篇章。清初實行的海禁與遷界政策，給莆田沿海居民帶來了空前絕后的巨大災難，康熙之后莆田社會經濟文化才得到恢復和發展。清代中后期，為了緩和因人口劇增帶來的人多地少的尖銳矛盾，莆田人開始大規模向周邊的府縣、省份乃至海外移民，影響深遠。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其間發生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莆田人民從不缺席，且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如辛亥革命時的壺公山起義、五四運動中“查禁日貨”和推廣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的進步思想的宣傳、1926年中共莆田黨組織成立、土地革命時期的閩中三年游擊戰爭、前仆后繼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都寫下光輝的詩篇。盡管當時社會動蕩、戰亂頻仍，莆田人民仍以超常的毅力艱苦奮斗，推動社會經濟艱難前行，尤其是在教育和人才培養、醫療衛生、文學藝術等文化變革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某些領域還出現難得的復興景象。1949年8月21日，莆田宣告解放，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歷史篇章。